电影《泄密者》最后，吴镇宇饰演的老警探王大伟与妻子离婚，张智霖饰演的年轻警官李永勤则与未婚妻迈入婚姻殿堂。影片以交叉剪辑的方式向观众交代了这个他们或许早已明了的结局——电影一开始，伏笔不是已经埋下?王大伟的妻子埋怨丈夫整天忙于工作不顾家，要和他离婚;李永勤的未婚妻虽然遭遇到相似情况，但她对婚姻仍然保有美好的期待。
这个既悲又喜(后面我们会发现这个结尾其实悲剧十足)的结局原本可以反转：按照中国人喜好的“大团圆”叙事套路，王大伟与妻子离婚的悲剧就不该发生。 更何况王大伟逾越警察身份帮助“泄密者”揭露Amanah的骗局，他理应通过这份不为人知的“英雄举动”获得观众感动才是——一种最简单的影像化呈现就是妻子不计前嫌与他重归于好，两人继续一起生活。
邱礼涛(或者说两位编剧)显然不愿如此。或许我们经常看见更显用意的结尾，但很少有比《泄密者》的这个结尾显出更隐晦却又明晰的用意了——王大伟和李永勤像是警察这个身份的两组镜像，合并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由青年到中年的渐变画。李永勤代表年轻时候的王大伟：正义凌然、秉公执法，王大伟则代表着年老后的李永勤：俨然一条在警局摸爬滚打数十年的老油条，如此他才会在女儿患病这件事的间接驱使下暗中支持“泄密者”(显然与警察身份相悖)。
如果说年轻的李永勤仍然兢兢业业地恪守着一个警察的责任和操守，那么中年的王大伟则懂得了在职业规训之外，仍有一种被称作“良知”的东西存在。这是他在知道Amanah的弥天谎言之后，瞬间做出的决定——除了女儿无辜被感染这件事给予他的打击，作为人(而不是警察)的良知在无形中指使他去帮助“泄密者”揭露Amanah的骗局。王大伟逾越了警察这个身份的限制，显出了作为普遍之人的价值(良知同样引导着张日善的儿子反叛父亲)。
像是同一个人生命中的两个阶段，从李永勤到王大伟，性情虽然发生了一些转变，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为工作牺牲了家庭，将本来应该留给家人的时间花在了警务事情上。这是王大伟最后不得不离婚的原因，李永勤身上虽然已经出现这个问题，但未婚妻对婚姻的憧憬与喜悦无疑冲淡了这种“不顾家”可能对夫妻关系暗中造成的伤害。
《泄密者》结尾的交叉剪辑无不在说明此点：李永勤的未来就是王大伟。这个结尾不是已经提前给出了吗?李永勤和王大伟在影片中途坐在车里聊天的时候，一个问另一个结婚了吗，一个说“在办”，另一个回问离婚了吗，这个也说“在办”。相同的回答在此创造的幽默感，到结尾彻底涂抹出了一种悲观色调。两个“在办”最终都落实了：真的结婚，也真的离婚了。
邱礼涛在此不免显露出他的悲观。即便整部电影按照香港电影的传统套路制作完成，但这个结尾却反转了套路：王大伟的一系列“英雄壮举”也没能挽救婚姻，这是有悖叙事常理的。观众看到这肯定会感到惋惜，但或许这就是人之实情吧。在结尾结婚与离婚间的强烈对比中，邱礼涛有一种不妥协的姿态。这种不妥协渗透在了电影中，《泄密者》说到底即是作为一种对政商勾结的批判创造出来的。
在快速制作的基础上(我们不知道今年他还能拍出几部电影!)，邱礼涛仍然能加进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思考。《泄密者》的故事，无非是几个社会事件相互组合的产物：作为中情局职员的斯诺登揭露美国的“棱镜”计划，或许是张日善的儿子反叛父亲和“泄密者”组织的由来;SARS及其他传染疫情的不时发生或许启发了电影中高危变种传染病的设计;记者的普遍“消失”，或许是编剧着力重申记者职业道德的原因;政商勾结，也不算什么多大多新鲜的新闻了。
作为当今香港影坛极少数仍然鲜明保留上个世纪90年代港片风采的导演之一，邱礼涛在每部电影中都保持了自己的风格。固定的创作团队、商业化制作模式、全明星阵容……而且往往是多种电影类型相互混杂，邱礼涛拍起电影似乎顺手拈来，看起来毫不费力。在杜琪峰的电影里，能看到纯正的香港警匪枪战; 在许鞍华的电影里，能看到原汁原味的香港市井生活;但在邱礼涛这儿，目视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